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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论《吴冠中说“国画”》  

2007-02-07 16:22:53|  分类: 艺术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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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吴冠中先生也算得上是我们画界的老前辈,见《吴冠中说“国画”》一文,在2006年11月16日的《老年文摘》上,所论实在过于离谱,故不禁冒犯,要说上几句有违尊意的话。就他的“说国画”,现列出几则议题,以便作逐一商榷。

 一、关于中国画的名称

   画有中国画之名,犹如文学有中国文学之名,哲学有中国古典哲学之名,文艺有中国文艺之名,是因为它们产自中国,其内容与形式具本民族的特性,且自成体系,所以一当外来的绘画、文学、哲学、文艺与之相对并存时,便显其自成一体的特有本色,故冠之以“中国”两字,以示区别。此是十分简单,且十分容易明了的事。而就吴冠中先生言,有中国画之名似非如此简单。如其文云:“中国人看那洋画毕竟是异种,于是名我们传统了几千年的画法为‘国画’,以示‘正宗’……至今仍努力与洋画划清界限,拉开距离,自尊为中国独有的‘国画’,其实倒是将自己孤立成异种。”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:1、如果中国人将自己的画不称中国画,那么,先生以为应该称什么画?称“画”?还是称“异种”?2、“正宗”二字应是俚语,词书不作条注,按常例应称“正统”。若强为其词,则正者不偏,宗者祖也,正宗者祖辈之正传也。中国画家示中国画为正宗,有何不妥?3、所谓自尊,中国人着实不敢。百年来的忍辱负重,国人以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犹恐不够,本不敢出声,更何敢自尊?4、所谓“将自己孤立成异种”,此就洋人言,中国画确实是他们的异种;而就我言,总不能算异种吧!但被孤立,恐怕谈不上,中国有十三亿人,何有被孤立之忧?至于“竞争是战争,艺术中没有‘照顾’”的话,则是先生多虑了。“君子固穷”的古训,中国的知识分子均有所感,一般的中国画家,多能乐于艺而不计其利,何况时世已变,大凡今天的中国百姓尚无冻馁之虞,先生何必多虑呢?

    二,关于“国画和洋画之分,本应淡化或结束于‘五四’后的大交流中”的问题

五四时提出的主要口号是要科学、要民主,不曾有人提出要中西绘画的统一。进入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,西方绘画作品大量进入到中国,中国人还是照常画他的中国画,至今不曾统一。

  “书画同源”、“画笔即书笔”,是中国画家的常识。古人重视笔墨,现在的中国画家亦重视笔墨。记得1962年傅抱石先生来浙江美术学院作讲座时,他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:“所谓中国画,说到底就是笔墨两字。”上世纪六十年代,潘天寿先生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开书法课,要求学生练习书法,将书法并置于画法的训练之中,何以如此?因为“画笔即书笔”。

  “墨分五彩”,此在一千四百年前,唐代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被提了出来,后历代画家相沿其训,开创了中国特有的水墨画法(非彩墨画)。中国画的“用笔”产生在三千年前。什么叫文学艺术的民族性?这就是民族性。因为它凝结了本民族的文化底蕴、欣赏意识、从事习惯与艺术作风。

   令人奇怪的是既然中国画有其强烈的民族特性,先生何以有“国画与洋画之分,本应淡化或结束于‘五四’后的大交流中”的说法?中西绘画之别,不仅在于彼重色彩,求面的表现;我重笔墨,用线为造型,而且立意、布局、透视法的运用,亦各有不同。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,没有民族何来绚丽的世界文化?

   先生急于想中西绘画统一,恐怕还存在另一原因,即先生曾经所说的:“中国画的笔墨等于零。”有人称先生的某些作品不是中国画,就是因为你的某些作品笔墨等于零。但先生的作品笔墨等于零,并非本来中国画的笔墨就等于零。谨如上述,中国画的笔墨已有千百年的历史,是古今画家共同造就的一种特有的民族形式。须知中国多的是人,画中国画的人亦多如牛毛,可不想世人称先生为狂妄乎?

   三、关于“围墙”问题

    在吴冠中先生看来,中国画被封在“围墙”里,“宫禁森严”难以进入,于是,一怒之下便要问罪于“筑墙”的人,大呼非推倒不可。如其文云:“……而‘国画’家放不下架子:‘这不是国画,那不是国画’,看来国画深居在围墙里,进不了这围墙者便非‘国画’。谁是国画的筑墙者,是聪明人?傻子?奴才?柏林墙早已被推倒,‘国画’之墙非倒不可,救救墙下的孩子。”

    中国画外无围墙,更没有宫禁森严的事。不说前有徐悲鸿、李可染先生,这些原从西画后进入到中国画领域的前辈,目前西画家转事中国画的人也多而又多,有谁去阻止他们?哪有“围墙”之设?学中国画确有道无形之门,称“绘画入门”,不惟学中国画有此门,学西画亦有此门。所谓入门,意是先学习中西绘画的一些基本知识,然后再登堂入室,去探求并掌握其深层次的技法和理义。子曰:“由也升堂矣,未入于室也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意谓从艺者虽入其门,登其堂,而未入其室,则艺技还不够精,所说也是此意。问题在于不肯入门去学习一些中国画的基本知识,更不去掌握深层次的技法和理义,而大呼中国画有“围墙”,不就显得无理了吗?

  柏林墙是什么?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隔离墙。如依先生所说国画之外亦有道墙,则此墙是艺术之墙,两者风、牛、马不相及,何来“柏林墙早已被推倒”,‘国画’之墙非倒不可”的怒气?既无墙,自然无墙下孩子,若不学而以哄抬为王,则这等“墙下孩子”不救也罢。

 四、关于中国画的临摹

 临摹,是学习中国画的一种手段,即对前人已成的原作或复制品,依样照画,以汲收前人既成画法,是创作和继承传统的必要手段。不惟中国画有临摹,学京剧的人,也要随老师作举手投足的训练;西画亦有临摹,称临作;学书法的人要临帖临碑,而且要求更严,不但要临结体,而且要临笔致。可见凡艺皆然。既如此,先生何以对中国画的临摹这样不舒服,痛陈为“‘国画’特有的制作法是抄袭,美其名曰临摹,曰仿。陈陈相因,千人一面的绘画形式却延续于几千年文化的民族中,是骄傲,是悲哀!”?以先生所言,我们倒要请问一下: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是抄袭、临、仿了谁家作品?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,是抄袭、临、仿了谁家作品?……不管事实,尽情污蔑,此是为学之道吗?

    临摹是手段不是目的,目的是创作。中国古今画家体验生活、实地写生的不胜枚举。范宽为写华岳之景,一生寄居在华岳的山岩之间;荆浩住太行山,写太行古松,“凡数万本,方如其真”;黄公望边生活边写生在富春,花时数年方成《富春山居图》;李可染先生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,画稿难以数计;石涛以为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是作画的必须,怎能说“‘国画’特有的制作法是抄袭”?

   中国画有仿作,此是闲作,并不等于临作。仿作寄有作者对原作的看法,或去或留另有自断,好的仿作也不失为一幅可供人欣赏的佳作。况此仅是明、清以后的少许作品,何能以一盖全?

  中国画家不仅要有实施创作的实际本领,而且还要求有相当的文艺修养。中国画家多是文人,在古代尤其如此。此不但是题款需要,更是绘画作品雅、俗的分野。齐白石的《郑家婢》,不明其画意的人,所见仅是一幅古代少女像,知其典故的人,则见是作者对“薄言往溯,逢彼之怒”的郑玄家奴的颂扬。唐寅的《秋风纨扇图》,题曰:“秋来纨扇合收藏,何事佳人重感伤?请把世情详细看,大都谁不逐炎凉!”画借美人之姿,讽咏世态炎凉,不仅以形示意,又作形外寄言,故为中国画者,又以文艺修养为本务。而此,西家承受不了,又何能有中西绘画统一之说?

 中国画要创新,但创新决非是中西绘画的统一或接轨。中国画的创新是“推陈出新”,即在传统基础上,通过作者深入生活,在生活中提炼概括对陈法作一定或全面的突破,产生出一种新的表现方法。如潘天寿、李可染、傅抱石、贺天健等先生的作品,就是很好的范例。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此对中国画的创新是适宜的。西画的方法有可借鉴处,但不是硬套,可用则用,无用则罢。创新不是中西绘画的杂凑,更不是替代,任何创新都不能改变中国画笔墨的基本特点。

  今先生身居高位,蜚名海内外,画价飙起,日过一日,是很令人高兴的事。笔者决非有嫉妒先生之意,而是希望在“亢龙”激奋之间,应有所顾及,更不能以损中国画来抬高身价。古有谓“君子不重,则不畏”,是至理名言,宜先生鉴之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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